“协同性战略叙事：一种国际传播研究新进路”
来源：hthcom下载 发布时间：2025-11-14 21:40:22
【摘要】目前我国对于国际传播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颇多，但是大多存在理论错位和缺位问题。现结合战略叙事理论和协同传播的视角，提出协同性战略叙事的理论框架及主叙事、分叙事和反叙事三种战略叙事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战略协同、生产协同和投射协同三个维度，构建了叙事从战略构思到生产再到呈现的全过程的协同观念。此研究为讲好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策略和协同传播效果提供了分析框架，更期待其助力中国国际传播的现实实践，为传播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添砖加瓦。
随着国际地理政治学的日益紧张，中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国际传播的紧迫性、重要性也越发明显，成为中国国家战略中的重大需求。自2013年8月，习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后，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核心议题。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中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方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任务。一时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学界热点，但胡晓菲和胡翼青[1]在2021年的综述性研究中指出，我国的叙事研究虽然多，但是都会存在对策可操作性不强、战略与策略自相矛盾、理论错位与缺位等问题，表明这片红海之中研究大多概念零碎，且存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脱节的情况，使得绝大部分学术概念没能系统化、理论化。
所以，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并进一步指导实践，就必须基于中国国情，源于中国实践，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并且通过实证研究证实理论，形成属于中国的学科话语体系。
近年来，慢慢的变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我国国际传播研究和实践中都存在整体战略性不足、体系化不够的问题，开始着手从全局视角搭建相关研究。韦路和李彰言提出“协同传播”的学术概念引起了一定重视，被三大文摘中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同时，也引发了各领域学者对于协同观念的新思考。基于此，本文从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研究视角出发，结合国际关系学中的“战略叙事”理论和“协同传播”学术概念，进一步探索“协同性战略叙事”的学术概念，对相关理论进行综述，对于其内涵和特征进行探讨，并且结合已有研究提出可行性的研究体系，旨在为国际传播研究提供新观点与路径。
1990年，约瑟夫·奈（Joseph Nye）看到了冷战秩序的终结，看到了媒体一直在变化的本质，并提出了一个概念——软实力来解释国家如何以非强制性的方式相互参与和影响。学者和政治家们经常说，软实力是通过文化、价值观和政策的吸引力来影响其他人的能力——这些被视为软实力资源。但是即使是约瑟夫·奈本人也承认软实力的概念过于宽泛，难以研究其是如何传播并发挥作用的。所以时间来到21世纪，战略叙事的概念开始在软实力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理解软实力的新路径。
叙事对于传播过程的结构至关重要——许多学者都认为叙事是人类自古就有的沟通习惯。而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说，叙事涉及如何从国家的角度说出一个好听的故事，并且让这一个故事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听见。美国学者罗赛尔（Roselle）等人指出在21世纪国际传播的本质就是“谁的故事最终得以胜出”。国际关系学者米斯基蒙（Miskimmon）等人进一步指出，战略叙事是理解软实力的重要方式。他们将战略叙事定义为“政治行为者扩大其影响力、管理预期并改变其运作话语环境的工具”。所以对于战略叙事的研究其本质是说明政治行为者，特别是政府，在对外传播中通过构建着迷的叙事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换到中国的语境中，则正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在此前针对战略叙事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提出了针对其的分析框架。基于伯克（Burke）的理论框架，罗塞尔等人进一步阐明了战略叙事的构成要素，这中间还包括行动者、背景、行动（冲突）及潜在的冲突解决方案。行动者是叙事中的核心人物，通常是政府，但也有一定的可能由其他如组织或者公司担任。背景则是定义叙事的必要性，突出期望，并在叙事中证明其解释的合理性。背景为受众提供了对事件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解释为何某些事件需要我们来关注或应当被如此解读。行动则指围绕特定事件或冲突展开的活动，而冲突是战略叙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其所揭示的现实问题或社会矛盾。最后，建议的解决方案往往构成战略叙事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它为公众提供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途径和方案，进而引导公众在叙事所提供的框架内作出回应。
此外，罗塞尔等人将战略叙事分为三个层次：国际层次、国家层次和议题层次。国际层次的叙事关注全球性的重大议题，如冷战、反恐战争以及中国的崛起等。这类叙事构建了世界的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国家层次的叙事则描绘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价值观和目标，例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国现阶段的重要价值观和目标。议题层次的叙事则聚焦于特定政策的背景和执行方式，例如针对国际热点事件所展开的新闻报道。这三个层次的叙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交织与影响的，彼此间相互塑造，共同作用于软实力的形成。
而米斯基蒙等人从进程维度将战略叙事分为叙事生产、叙事投射和叙事接收。叙事生产描述了形成叙事的力量，涉及国内政治力量之间的协商，以及行为者用来形成叙事的沟通技巧。叙事投射是在媒体环境中向国际受众传递信息的过程。叙事投射研究不仅关注通过何种媒体传播何种信息，还关注战略叙事之间的争论，讨论叙事之间是怎么样做辩论的。叙事接收涉及受众的解读和反应。
尽管战略叙事这一概念在学术文献中已被讨论较久，但围绕该主题的理论突破仍然相对有限。自阿奎拉（Arquilla）和罗恩费尔特（Ronfeldt）强调叙事在社会行动主义中的作用，并提出将叙事用于分析软实力以来，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一直在进一步拓展这一领域，但绝大部分研究依旧聚焦于国际关系研究，且鲜有理论维度的重大突破。
韦路和李彰言提出的协同传播理论给予相关理论新的拓展空间。协同的概念自古有之，是中国传统哲学整体观思想和西方系统论等思想的核心观点。管理学者首先提出了“协同效应”的概念，战略管理领域开山祖师安索夫认为，协同是在资源共享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共生互长关系，通过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协调能产生整体效应，这种效应通常大于每种资源单独效果的总和，由此产生1+12的效果，这就是协同效应的本质。作者在此基础上将协同效应的理念引入传播学中，提出了协同传播的概念，并且指出国际传播是协同传播最适用的场域。协同传播的核心观点是通过多方协调与合作，系统性地生产、分享和传播信息，以实现整体效果最大化的传播模式，并认为多方协作、系统运行和整体高效是协同传播的三个特征，在此基础上分为主体、内容和渠道的三种协同维度。
这种新观点提供给了战略叙事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各传播主体之间如何相互配合，所生产的内容之间的彼此呼应，并与传播渠道之间的默契配合。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协同性战略叙事”的学术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种通过多方协调与合作，系统性地生产、分享和传播叙事，使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说服力的概念。“协同性战略叙事”比起传统的战略叙事研究，更加关注不一样的主体所生成的叙事之间的协同效应，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叙事中进行系统性梳理，使其形成“叙事树”，从而使得部署详略得当，效果因地制宜。
协同性战略叙事具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整体协同。协同性战略叙事和传统的叙事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将叙事在时间和空间维度整合不一样的叙事，为了统一的战略目的而服务。二是系统部署。从叙事的生成到投射再到接收端进行统一协作，实现各方参与，多元并进，而不是彼此掣肘，相互冲突。三是升维增效。通过整体协同、系统部署，实现中国故事的全面展示，进而达到更好的效果，让讲好中国故事的目标真正实现。
协同性战略叙事本质上就是“讲故事”，而为了更好地“讲故事”，就必须厘清故事的类型和关系。本文将战略叙事根据意义分为主叙事、分叙事和反叙事三个类型，将其分为战略协同、生产协同、投射协同三个基础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进路的探讨。
韦路和李彰言指出，国际传播也许是最适合，同时也是最需要采取协同传播的场景。战略叙事本身就是国际传播的直接研究，而要将协同传播的理论用于战略叙事，首先必须对叙事的类别和特性进行定义。本文将战略叙事根据职能分为主叙事、分叙事和反叙事三个维度。
叙事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形式。在此前的研究中，学者们总是关注某一种叙事，似乎所有有关中国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的全部内涵。但是在浅层的，由突发事件等引起的叙事之下还存在根植于民族性价值观、环境和知识的深层叙事，也就是主叙事。主叙事是渗透和构建关于某一广泛主题的知识（包括较低层次的叙事）的主导故事情节。
如果将战略叙事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么主叙事便是这棵树的根系和主干，所有叙事的产生都建立在这根主干之上。所有的叙事本质上都是基于现有的叙事领域运作的。优秀的主叙事会促进整体叙事的能力，但糟糕的主叙事也会限制延伸叙事的能力。
在国际传播中，此前的研究已经表明战略叙事往往会失去效果是因为目标群体对于叙事缺乏认知和认同。要获得共鸣，战略叙事一定要考虑并参考不仅存在于目标国家内部，而且存在于国际范围内的更深层、更稳定的主叙事。有一些主叙事已经被学术理论论证过具有普适性，卢卡伊特（Lucaites）和康迪特（Condit）就指出，真、善、美和力量就是文学作品中叙事的核心。这些根植于人民心中的底层逻辑支撑了叙事的发展。事实上，即使是看似对立的叙事，也可能受到同一个潜在主叙事的限制。例如，中国的和平崛起叙事和美国的“”看似是绝对冲突的叙事，其背后的主叙事都依赖于中国崛起的必然性这一核心主叙事。而更深一层则是国际关系和历史领域的理论与经验，涉及关于权力转移和大国兴衰的更深层次制度化的主叙事，可以说主叙事的合理性越强，构建在其之上的分叙事的说服力才能越强。
分叙事是主叙事的延伸和解读。基于不同的目标，分叙事对于主叙事进行不同的拆分、描述和诠释，进而达到良好的说服效果。化用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分叙事一种原因是不同议题、框架、修辞的结合，决定了说什么、如何说、怎么说得有理。三者共同构成了分叙事的故事脉络。作为大众传播学的重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体选择报道的议题会成为公众着重关注的议题。而分叙事则包含了当今社会中最重要的议题选择，这种议题也许基于突发事件，包含了一个阶段内的所有重要议题。分叙事同时也体现了不同的框架，框架理论指出，通过框架化的手段决定如何报道可以影响受众的认知和情感反应，框架的选择会影响叙事的展开角度。而修辞理论则表明不同的论证方式会达到不一样的说服效果。
分叙事可以是一连串小故事的组合：一方面能够根据时间顺序展开，新闻的连续报道就是其中的一种体现，通过追踪一个事件的进程构建事件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并穿插小故事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也可以围绕叙事主角及其属性和行为展开，例如诉说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实践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及交流的目的和结果，建构有效的因果主张。
如果说主叙事是主干，那么分叙事就是大树上的分枝，通过这些分枝叙事得以与民众产生直接接触并达到传播效果，这也是国际传播实践和研究关注的核心要点。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叙事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时刻与其他叙事发生碰撞。此前一部分学者认识到边缘化群体的经历和观点往往被忽略，所以提出了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的概念。反叙事最初被用于研究少数族裔如何通过反抗西方主流话语来揭露和对抗种族特权，但在国际传播中反叙事则指对于他国战略叙事的反对和驳斥。
此前的研究指出，战略叙事往往会通过构建对立角色来构建积极和消极的身份，突出己方的合理性并削弱对方的叙事。很多时候，战略叙事的制定者会预测自己的叙事是遭到反对还是引发冲突。反叙事是国际战略叙事争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此前的研究中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学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建构叙事而非拆解叙事之上。本文认为反叙事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定向性，反应性总是针对某一叙事进行，具有明显的定向特征。第二是交互性，反叙事会和对方的叙事产生交互，形成叙事之间的辩论，走向“谁的故事更能够胜出”。第三是反应性，叙事和叙事之间不会进行仅仅一轮的交锋，而是会根据对方的叙事做出调整，产生新的叙事，彼此进行“螺旋上升”，从而波及更加广阔的议题，最终落点到价值的根本分歧。
不同的叙事具有不同的职能，如何利用好彼此特性，进行统一的、系统的部署和使用，使得其传播效果被最大发挥，起到1+12的作用，从而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是协同性战略叙事概念关注的重点。本文将协同性战略叙事分为战略协同、生产协同和投射协同，对应战略叙事从战略制定到内容投放的全过程，也契合拉斯韦尔5W中主体、内容和渠道的讨论。
战略协同指的是在建构战略的时候思路的连贯性。根据特性可以分为时间协同和空间协同。
时间对于叙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叙事是人们以故事的形式对事件的连续记述。通过按时间顺序组织材料，故事传达了一个关于发生了什么的连贯的故事。根据格里芬（Griffin）的观点，叙述不一定呈现一系列关于世界的事实，也不主要关注叙述的真实性。它们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并假设过去的叙述很少是公正的。叙事是通过故事的选择构建起来的，这些故事是按时间和背景拼凑在一起的。它们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产品，是由时间逻辑来定义的。换句话说，叙事包含了时间上的运动，尽管时间顺序是不必要的。根据阿博特的观点，叙事话语具有无限的可塑性，留给观众去解读事件的顺序，并最终解读故事本身：“它可以扩展和收缩，可以向后和向前跳跃，但是当我们从话语中获取信息时，我们在头脑中对其进行分类，重建一个我们称之为故事的事件顺序。”所以对于时间性的把握和掌控是构建时间协同的重要意义所在。
此前的研究表明政治行为者可能同时制定若干战略叙述，而且根据他们所寻求的影响程度，这些叙述可能侧重于长期或短期结果。时间协同指的是在构建战略叙事的时候，进行长期、中期、短期的战略设定，从而追求不同整体性的效果。寻求长期影响力的战略叙述通常集中在提升国家的正面形象和认知上，往往需要通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来达到效果。而中期的内容往往根据战略机遇决定，短期叙述则是根据突发事件决定。
此前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某种叙事的效果，几乎没有关注长期、中期、短期叙事效果之间的协同效应。但这些时间维度的协同却是叙事是否能够顺利制定、传播并深入人心的基础。大众传播学中大量理论都阐述了时间、公众注意力和故事之间的关系。著名的议题生命周期（Issue Life Cycle）模型就描述了公众的注意是如何在认知到一个新议题的时候开始关注，之后快速增长后又开始进入认知疲劳，最后遗忘的过程。这表明，如果叙事只强调短期的效益而忽略与中长期的配合，便难以产生长期的传播效应。
空间协同则指的是在空间维度发挥，基于空间特性进行的传播过程。空间协同同时发生在现实空间与赛博空间。现实空间协同是在现实的地理、国家、文化区分之间进行的合作。在国际层面上，此前的研究已经表明战略叙事会在国家间流转，各国会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选择与他国的战略叙事进行合作或者对抗，从而减少风险或者获得利益。甚至一些国家的战略叙事会选择吸收和平衡来自他国的叙事元素，以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积极构建有力的核心叙事可以吸引世界其他国家、组织、民族，使其成为中国故事的支持者，进而实现国际层面的战略协同。
在国内层面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战略叙事协同，展现了更加全面、多元的国家形象。不同的地区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地理特色，对于主叙事能演化出不一样的叙事逻辑。例如在讲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叙事时，不同地区就承载着不一样的叙事使命，可以基于自身特点进行分叙事的设定，讲出具有区域特色的故事，从而加强叙事的整体论证强度。
赛博空间协同是指网络圈层中的协同合作。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在赛博空间里，传统的区域国别的特色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数字社群。此前的战略叙事研究依托圈层展开，主要研究对象是依据血缘、地缘而建构的“想象共同体”。但是在网络时代，血缘、地缘关系的界限被冲破，兴趣逐渐成为新的想象根据，后现代文化分层理论就指出生活方式、品位、习惯等已经成为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标准。网络圈层形成的社群之间如何形成叙事合力，在讲好故事中扮演角色是重要的议题。例如在2025年的小红书“数字难民”事件中，大量的小红书网友与从TikTok平台“逃”到小红书的美国网友进行了深刻互动，从政治、经济、文化多个层面展开了“大对账”，对于美国的“”“中国公司偷窃隐私”等叙事进行了有力反驳，实现了成功的反叙事建构，呈现出了客观友好的中国形象。
叙事生产描述了形成叙事的力量，涉及国内各主体之间的协同，以及行为者用来形成叙事的沟通技巧。
生产协同指的是在叙事生产的时候主体和内容维度的协同。关于主体上的协同，传统的战略叙事理论认为国家政策是战略叙事的原点，绝大部分西方的战略叙事研究也只专注于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的报道，将民众看作战略叙事的接收对象。但是中国自古便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民众为代表的公共外交对于战略叙事的传播也许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此前，“传播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多主体互动构成的有机生态是国际传播成功的关键，多种主体，包括政府、媒体和公共外交的各类人群和组织都是传播生态圈的一员，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彼此依靠维持生态的有效运转。只有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让各种主体发挥自身的优势，进行组合式的传播策略，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传播舞台上占据战略优势，构成强大的叙事体系。
网络时代，主体协同对国际传播更为重要。《网络社会》的作者卡斯特认为，网络时代的多主体协同已经开始取代此前传统的、由国家主导的传播模式。随着网络的普及，政府、媒体、组织、学者乃至网民随时可能成为故事的讲述人。各主体在战略叙事中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彼此互相协作将形成多维度的叙事矩阵，增强叙事的说服力，也提高了叙事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带来更强的传播力量。
主体协同根据不同主体的能力进行划分，服务于长期的战略叙事需求。传统战略叙事理论认为叙事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战略制定者在话语建构中，结合时代背景和国际形势，构建宏观叙事情境，将国家设定为情境中的主体角色，并针对具体的使命和目标采取一些战略行动，完成叙事内核与逻辑的生成。例如习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便是当下最核心的主叙事之一。
主流媒体是战略叙事的扩音器，是对于主流叙事进行猜测、阐述、解读和传播的核心主体。新华社等官方主流媒体长期发布的《专家解读》《新华时评》等扩展了主叙事的内涵和意向，丰富了表述方法和角度，并确立了叙事的性质与方向。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学术界，通过学术理论和研究技术可以对于战略叙事进一步地细化和诠释，使其在学理性和实践性上更具合法性。另外，学术界是对战略叙事效果研究的主力军，其通过对战略叙事机制的研究，为新的战略叙事生产提供理论性指导。
对于公共外交的群体部分，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是战略叙事的参与者，为中国故事添砖加瓦。群众基于对战略叙事进行进一步的阐述，自发地进行内容的补充和说明，这种说明贴近生活，反映了民众真诚而朴素的情感和认知。虽然个体的声音并不洪亮，但是当它们汇聚一起就是中国故事最真实有力的声音。
内容协同涉及对于战略叙事的核心内容如何产生更好的说服效果。这种说服不仅面向国际，也面向国内。网络时代淡化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热点事件在国内外的传播速度几乎一致。所以如何生产出协调一致、彼此融合、互相促进的叙事内容是核心的关键。
在网络时代，战略叙事既要贴合中国国情，也需要在世界范围拥有认可的基础和土壤。此前的研究已经表明，主叙事和分叙事之间需要保持一致才能产生持续的说服效果。而在跨国语境中，那些基于世界范围内广泛认同的主流叙事所延伸的叙事更容易得到他国的认可和二次传播。林升栋[36]也指出，跨文化的说理研究需要了解对方的文化，才能真正做到文明交流互鉴，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叙事投射指的是叙事的内容通过何种渠道进行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的影响。不仅关注通过何种媒体传播何种信息，还关注叙事和反叙事之间的互动。投射协同需要关注两个方面——投射的渠道和投射的方法。
在此之前的投射渠道研究十分丰富，涉及社交媒体、政治人物、游戏、音乐、艺术等方面，从而引发了学者对于跨媒体协同效果的思考，跨媒体叙事理论强调，通过在不同媒体平台和产业中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能够最大化地吸引和维系受众。这种方法不仅拓展了故事的广度和深度，还通过整合多种产业形成一种全方位的传播模式。而进一步的协同传播理论指出，渠道协同应该包含媒体和产业协同，强调整合不同的媒体渠道和产业资源进行传播。
叙事投射协同则更加关注不同的媒介和产业投射方法的差异，从而因地制宜地进行有策略的叙事投射。以社交媒体为例，交友类、图片分享类、视频类、知识分享类社交媒体如何帮助叙事进行完整阐述？产生了怎样的效果？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曾有研究指出，我国目前的渠道评论内容以文字形式为主，传播效果有限。虽然部分央媒尝试通过视频形态进行传播，但仅停留在简单的文字转视频模式，质量不高，不符合短视频平台的传播规律，传播效果欠佳，所以如何进行有效的渠道协同依旧任重而道远。
此外，投射的方法也是投射协同关注的另一重点。反叙事的存在使得叙事在投射过程中势必面临巨大阻力。在民众注意力有限的背景下，如何进行叙事和反叙事之间的平衡和调整是投射协同的核心。本文认为，投射方法需要遵循“论证为首，预期管理”的逻辑进行平衡，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论证为首指的是应该专注于对于自身叙事的完整化、全面化。反叙事需要为我国主要核心叙事服务，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从而陷入“双重标准”的困境之中。此前美国的战略叙事就多次出现如此情况，在针对全球事务时经常陷入自身正反叙事的彼此矛盾之中，从而降低国家信誉与形象。
“预期管理”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根本而言，这是指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社会预期，力求经济政策效果最大化，副作用最小化。而叙事的投射也需要进行有效的预期管理，建立预期认知机制。无论是正叙事还是反叙事，在投射之时都需要对其影响进行评估，从而避免预期失控所造成的群众情绪反噬。所以如何合理地安排叙事投射的强度，如何安排叙事投射的顺序，如何评估叙事投放的效果是否符合预期，这些都是投射协同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透过战略叙事的视角对其进行观照意味着把这一纷繁复杂的国际传播研究放入了系统性的研究框架之中。在此，国际传播中的战略不再是某一个主体、某一个内容在某一种渠道的传播效果，而是综合性地构建一种系统性的传播战略研究体系。基于主叙事、次叙事和反叙事的类型和时间、空间、生成、投射的全面考量，既可以对长期的国家形象问题进行叙事体系构建，也能够准确的通过时代的战略机遇期进行叙事安排。可以说协同性战略叙事概念的提出为国际传播和战略传播领域提供了一个开拓性的视角和新的研究空间。
第一，协同性战略叙事生成机制的探索，各主体之间是如何进行战略协同的？协同机制是怎么样的？如何进行主体之间的合作，达成利益平衡？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媒介体制中的战略叙事生成机制有何不同？各自有何优劣？这些研究都亟待探索。
第二，协同性战略叙事的投射机制研究。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投射作为战略叙事生效的重要过程，关于投射过程中如何与其他叙事进行对抗，内容与渠道的搭配协同都是叙事投射中的重要环节与机制。
第三，对于协同性战略叙事的效果研究。此前的战略叙事研究中描述性更多，但是对于其产生的传播效果一直相对空缺。本文认为，协同性战略叙事效果研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达成。其一，通过实验法，对于不同的协同性叙事进行排列组合，并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研究，从而得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其二，通过社交网络研究，探寻协同性叙事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其三，基于区域国别、网络社群的民族志研究也是重要的一环。
协同性战略叙事尽管是一种理想模式之下的模型，但是对于战略传播和国际传播而言，对于其协同性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在进行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建立“协同意识”，在进行国际传播实践中更加体系化、全局化、战略化，由此避免此前国际传播中叙事失能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近年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进行国际传播实践，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制度认可的同时对抗甚嚣尘上的“”。各类媒体开始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展现软实力的使命开展对外传播。各媒体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协同性不足的问题尤为明显，即使是在国内都存在主体协同不足、传播内容单一、传播互动缺失、传播形态单调的问题而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这种情况无疑更加明显，急需从理论观念到实践策略的改变。
就目前而言，全球南方国家的叙事体系历来表现出对西方的依赖，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媒体依赖西方通讯社作为信息来源，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新闻机构可能无法负担国外通信费用，从而在叙事上也倾向于接收、重复和认可西方的叙事。所以，如何运用更加系统性的叙事布局，采取能够得到广泛国家所认可的叙事内容显得更加重要。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叙事的提出已经被证明了是有效的主叙事，但是如何针对具体国家、民族和群体进行次叙事的铺陈与展开的研究依旧极其稀缺，媒体实践的配合度也略显不足。
基于此，协同性战略叙事概念的提出更多的是提供研究和实践的框架，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也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才可以搭建起真正的国际传播学学科自主体系，让国际传播研究实现更大的价值。
本文尝试从协同传播的视角出发，结合战略叙事的理论框架对国际传播研究进行了探索。研究认为，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迫切需求和西方日益压迫的“”的背景下，中国的叙事研究和叙事实践都需要采用协同的思想和策略，才能发挥中国媒介的体制优势，统合中国各界资源，讲好中国故事。依赖中国的政治体制优势为协同性战略传播提供发展土壤，其稳定、团结的各界主体有利于对故事进行战略化制定和执行，使得中国变成全球上少有的具备协同基础的国家。所以，协同性战略叙事是只能在中国学界诞生并继续发展的学术概念。正如开头所讲，目前国内的讲好中国故事研究大多分散，没能形成理论。本文抛砖引玉，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学者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理论阐述，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真实构建我国国际传播自主理论体系，助力我国国际传播事业的逐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