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粒民：潜伏在山城的谍战英雄”

来源：hthcom下载    发布时间：2026-07-04 09:18:23

  1946年1月，承德保卫战前敌我态势图。 杨宁翻拍自《中国河北省承德市历史》第一卷

  为了打入敌人内部，他把自己伪装成“草包”“逃兵”；为了破坏敌人的反动宣传，他在隐蔽之中想尽办法；为了夺取战斗胜利，他带着重要信息冲出敌人封锁线……

  1946年6月，政府公然撕毁国共签署的“停战协定”，挑起大规模内战。根据当时战争形势，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及承德市党政军机关，遵照中央、和中央东北局哈尔滨会议精神，决定实施战略转移，暂时退出承德。

  战略转移前夕，热河省及承德市党政军机关有计划地部署了承德的地下工作，在第一批留下的情报人员中，毛粒民就是重要一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承德第一次获得解放。毛粒民在热河省政府财政厅税务科工作。

  “平时说得好，关键时候是草包，害怕艰苦，革命意志动摇……”1946年夏天，热河省财政厅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厅领导这样指名道姓地把他大批一通。

  对此，毛粒民却不以为然，还破罐子破摔。会后，他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迟到早退，对工作完全不在乎，还经常散布不满言论，说风凉话。为此，财政厅又专门对他开了批判会，毛粒民索性赌气不上班，摆个小摊做买卖去了。

  以前，大家都认为毛粒民是积极分子，铁心跟，铁心跟八路军。现在他为什么变了？他是否面对严峻形势，成了落后分子？

  早在1946年春天，经组织决定，毛粒民就已经在热河省委社会部领导下，执行秘密的保卫和侦察任务了。他的联系人是省委社会部科长万复、徐晃。

  也就是说，表面上，毛粒民是财政厅的工作人员，但暗地里受省委社会部的领导从事秘密工作。

  全面内战爆发不久，面对承德将被重兵进攻的严峻形势，省委社会部决定让毛粒民在承德潜伏下来，打入敌人内部，为我党搜集情报。

  而在1946年6月，毛粒民就已秘密成为中国预备党员。鉴于之后他潜伏在承德从事情报侦察工作，单独作战，无法过正常的组织生活，可能没办法按期转正，省委社会部决定于8月提前将他转为正式党员，并把他的工作关系交给时任承德工委书记郭耀臣。

  1946年8月21日，十三军分三路进攻承德。8月24日，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热河省党政军机关决定主动放弃承德，向赤峰方向转移。

  撤离前夕，徐晃在与毛粒民最后一次接头时，嘱咐毛粒民：“孤军作战，同凶恶的敌人打交道，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遇到这一些状况，务必要冷静，要牢记自己是一名员，记住这一点，就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形势危急，刻不容缓，根据组织要求，毛粒民一定要尽快打入党政军特组织内部。

  正巧，有人介绍毛粒民去建国剧团。他想，这个剧团既然隶属热河省党部，那么就容易接近省党部的要员，以后，还很可能趁机打入省党部。因此，他欣然进入剧团。

  1947年5月，热河直辖团管区组织建立兵役宣传队，属于营的建制，队长由团管区宣传科科长饶恕兼任。毛粒民想，当上宣传队员，穿上军装，也就打入了军队，这比在省党部服务社更加有助于开展工作。所以他以喜爱音乐为由，经朋友介绍，来到了罗继和当组长的宣传队音乐组。团管区司令杨守德在《日日命令》上颁布了“任命毛粒民为兵役宣传队准尉队员，准戴少尉衔”的命令。

  这样一来，毛粒民不但穿上了的军装，而且被正式授了衔，当了“官”。他站稳脚跟，真正开始了地下工作。

  来到兵役宣传队后，毛粒民首先物色进步力量，发展情报关系，第一个目标便是罗继和。

  毛粒民和罗继和都是地下党员卢敏政的好朋友，聊天时提起卢敏政，罗继和总是滔滔不绝，非常羡慕卢敏政能去解放区。

  后经罗继和介绍，南营子小学进步教师苏家忠也来到了兵役宣传队，被吸收到了毛粒民领导的情报组织之中。

  发展了苏家忠后，毛粒民又与八路军冀热辽军区保卫部的地下工作人员张志林取得了联系。在此过程中，两名互不隶属的地下党员还闹过误会。

  张志林，承德人，承德第一次解放后，在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军工部开设的胜利运销公司工作。1946年8月，被吸收为军区情报侦察基干。1947年6月，他参加了热河直辖团管区兵役宣传队，继续开展情报侦察工作。

  毛粒民感受到了这种观察，因此对张志林十分戒备。但后来，他发现张志林并没有对自己不利的行动，毛粒民逐步解除了戒心。

  1947年中秋节，因为毛粒民的家属不在承德，张志林请他到家里过节。两个人交谈到深夜，张志林向毛粒民表明了身份，并详细叙述了自己留下潜伏的细节。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考查，毛粒民对张志林建立了信任，于是也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张志林非常激动，当即表明了自己发展的两个关系人也归毛粒民领导。

  两个组织合在一起，三十几人的兵役宣传队里，的情报侦察人员就达到了6人。

  成立兵役宣传队，就是想让宣传队为其歌功颂德，欺骗群众。毛粒民坚持利用各种方式组织关系人和进步人士进行排演，同反动分子斗争，不仅反动宣传，还把宣传队搅得一团乱。

  兵役宣传队组建不久，饶恕炮制了剧本《激征之花》，鼓吹当兵才是青年人唯一的出路，很能迷惑人，对年轻人思想危害很大。毛粒民看了剧本很生气，但在当时又不可能直接拒绝排演。

  没办法，毛粒民等人只能在排演时偷梁换柱、掺糠注水，如把“报效”的台词改成“报效祖国”。苏家忠演出时，把主角参加军队后的状态演得毫无生气，把青年参加军队后感觉社会没前途、个人没希望的心理健康状态尽情表现出来。

  这个戏演出后，引起一些军官强烈不满，令饶恕非常难堪，他怀疑宣传队里有人故意搞破坏。过了不久，还真让他抓住了些“把柄”。

  原来，饶恕和宣传队女队员汪静勾搭在一起，汪静熟悉很多解放区流行的歌曲。有几次，毛粒民和罗继和、苏家忠等人不由自主地弹出这些曲子，被汪静听出并报告了饶恕。联系《激征之花》的排演情况，饶恕对几人产生了怀疑。

  一天，饶恕找毛粒民聊天试探。聊着聊着，他突然说：“你有个的证件。”

  由于当时员并未发什么证件，毛粒民一听便知是诈，坦然地说：“我没什么证件，不信，你可去搜查。”

  毛粒民一惊，显然，已经有人查过他的屋子了。他的笔筒里确实有一个纪念“五一”的牌子，是用照片底片做的。但是毛粒民担心的不是它，而是床底下藏着的一本《论联合政府》。这本书如果被发现，事情可就闹大了。

  尽管内心很不平静，但毛粒民依然若无其事地说：“那不是什么证件，你要，我可以给你，那是自制的‘五一’纪念章，很多人都有。”

  谈话后，毛粒民断定饶恕早晚要下手，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他们开始在饶恕和汪静的关系上大做文章、大造舆论，让杨守德撤了饶恕的兵役宣传队队长职务。

  接任宣传队队长的刘荫桓，排演了一个叫《人约黄昏后》的反动话剧。毛粒民等人继续用各种办法激化队内矛盾，让宣传队乱了套，杨守德不得不撤掉了刘荫桓。

  之后，饶恕又回来当了队长。虽然平时饶恕表现得客客气气，但毛粒民知道，这种客气里面暗藏杀机。毛粒民与张志林等人研究后，决定分散开隐蔽。毛粒民首先提出了辞职，罗继和、苏家忠也相继退出了宣传队。

  1948年4月，毛粒民和张志林的父亲合伙开了个小吃铺，通过食客和各种关系一边探听消息，一边等待机会。

  6月，机会来了。毛粒民打听到要成立中央委员会党员通讯局（原称统计局）承德市承北工作站，他通过原同事胡瑞征结识了站长胡雪心（胡瑞征同父异母的弟弟）后成功打入其内部，并担任工作站书记（秘书）。在这里，他又开始了紧张曲折的情报传递工作。

  工作站特务持“突击证”，证件是个精致布片，很机密，在内部也不公开。证件只有几个，由站里统一保管，谁出去谁用。

  毛粒民到工作站不久后，发现胡雪心总派人到承德县头沟活动，说明头沟可能有重大情况，或是军队要前往头沟方向采取重大行动。

  这个情报必须送出去。于是，毛粒民准备了一张“突击证”，以到解放区搞情报为由，直奔解放区报告情况。

  经过层层审查，毛粒民见到了调整后的时任承德工委副书记郭耀臣。听完毛粒民的汇报，郭耀臣给他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摸清军队在承德的兵力部署，最好有图纸。

  其实，毛粒民此前已经让关系人、地政局测绘人员孟昭伦偷偷复制了一份承德市地图。郭耀臣知道后极为高兴，随即让毛粒民回去将敌人的工事、兵力标注在这张图上，然后派人送出来。

  郭耀臣还指示毛粒民说，他已和徐晃取得了联系，组织上决定让毛粒民作长期潜伏的打算。如果可能，最好把张志林从兵役宣传队拉出来，让他也到承北工作站，以便配合工作。此外，郭耀臣交给毛粒民一张的布告，好让他向胡雪心交差。

  回到承北工作站后，毛粒民把布告交给了胡雪心。胡雪心不但没怀疑，还表扬他能干。毛粒民趁机向他推荐了张志林。碰巧的是，正赶上情报组长的位子空了出来，于是张志林就被委任为情报组长。

  此后，毛粒民与张志林以搞情报为名，在承德市内四处活动，摸清了在承德的兵力部署。他们把啥地方驻多少兵、修了什么样的工事、配备了什么武器等情况，详细地标注在那张承德市地图上。

  1948年9月，十三军四师的兵力集结在承北，八十七师及一些地方团队也向承北集结。毛粒民和张志林判断，敌人可能要从承北向平泉方向采取行动，决定立即把这一情况连同地图送出去。

  毛粒民让张志林把地图藏好，带上“突击证”，奔赴平泉。分别前，他们商定在第10天见面，若未准时见面，就是发生了意外，再由毛粒民出城，继续把情报送往平泉。

  到了平泉，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社会部的李岚（当时叫张侃）见到毛粒民，交给他一张张志林留下的条子。

  原来，张志林在路上病了，回去晚了。看到条子的落款是“去非”，毛粒民放心了，这是临来前他给张志林起的代号。

  李岚又拿出张志林送来的地图，让毛粒民对照地图详细的介绍敌人的兵力部署。他又给毛粒民布置了新的任务：在撤退时，尽量摸清在承德的潜伏情况，以便一网打尽。

  毛粒民和张志林按李岚的布置，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同时按组织指示，在敌人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有条件争取过来的人就努力争取过来。

  1948年11月12日，承德迎来了第二次解放，驻承十三军军长石觉乘飞机逃跑，其部队撤出承德。傍晚，郭耀臣等带人奔赴承德市区，并于13日拂晓进入市区。在毛粒民提供的藏枪地点，果线月，毛粒民奉命到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社会部长城训练班二大队，与李岚等一起南下接收天津。自此，毛粒民离开了他十分眷恋的承德。

  因为身份特殊，在新中国成立后，毛粒民改名为金涛，并留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1985年从天津市国家安全局离休。

  1947年3月，在承德市区二仙居桥北一家商店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块名为《火炬》的壁报。壁报的报头是一幅水彩画，一个青年手中高举着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壁报上的文章，大都是揭露统治下承德教育界的黑暗。

  不久，《火炬》壁报又出了期“教师节专刊”，反映了当时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的贫困生活，成了承德街谈巷议的话题。

  这些壁报抨击黑暗统治，带有进步色彩，自然引起了我党情报人员毛粒民的注意。他决定查清壁报的背景和办报人员，以便利用这块舆论阵地更巧妙地与敌人开展斗争。

  毛粒民了解到，《火炬》壁报的发起人是承德师范学校学生刘朝江，那些抨击的辛辣文章也大多出自他手。因此，他决定以交朋友的方式接近并争取刘朝江。

  毛粒民不断给予《火炬》经济上的支援，并用聊天讲故事的方法，逐步向刘朝江渗透革命道理，宣传的主张。经毛粒民指点，刘朝江对形势和前途的认识也逐渐清晰起来。

  这样，《火炬》渐渐成为受领导的一个舆论阵地。毛粒民也向刘朝江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正式发展刘朝江为党的关系人，鼓励他为、多做工作。《火炬》的战斗性越来越强，成了的宣传阵地。

  1947年秋，当局在承德上演了一场竞选伪国大代表的闹剧。十三军军长石觉的老婆张馥权，原本不是候选人，但为了当上伪国大代表，竟指使许多人到街上拉选票，并如愿当选。

  一期“嘲竞选专刊”又贴出来了，刊出的文章全是揭露这场选举闹剧的。这一来，石觉十分恼怒，立即把刘朝江等人抓起来审讯。由于刘朝江等人沉着应对，并没查到什么真凭实据，又怕因此引起，激起更大民愤，只好把刘朝江等人放了出来。

  刘朝江被放回来后，毛粒民考虑到《火炬》壁报已引起敌人的注意，继续搞下去必然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他决定改壁报为油印《火炬》散发。《火炬》甚至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塞进了党政机关的门缝里，搞得敌人十分惊慌。

  正当《火炬》越办越红火的时候，毛粒民接到承德工委负责人郭耀臣的指示：由于《火炬》的影响慢慢的变大，已引起了敌人的警觉，为了隐蔽骨干，保存革命力量，迎接承德的第二次解放，决定暂时停刊。

  《火炬》从诞生到停刊虽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它确如漫漫黑夜中的火炬，照亮了人民前行的道路。